名人大全: 惠栋简介
分类:励志梅文

图片 1 姓名:惠栋 国籍:中国 年代: 职位:
惠栋(1697~1758) 
  清代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今江苏吴县)人。祖周惕,父士奇,皆治《易》学。早年,随其父至广东提督学政任所,父卒归里,课徒著述,终身不仕。其学沿顾炎武,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尤精于汉代《易》学。所著《易汉学》、《易例》、《周易述》等,驳诘宋人《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为清代吴派经学奠基,深得乾嘉学者推重。但固守汉儒《易》说,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又撰《古文尚书考》,继清初阎若璩之后,辩证《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著述尚有《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等。  

内容提要“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所指为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清代的“汉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时代和士人的思想、学术差异而有所不同。清中期以后,重实证的乾嘉学风渐兴,学者治经多尊信、归依汉儒经说,贬抑宋学,形成“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汉学。道咸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汉学”的概念又为之一变。清末民初,学者多把今、古文经学都纳入汉学范畴。清代“汉学”的这种流变,正好反映了清代学术主流的时代特征,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萌生、发展打开了一道闸门。清代以来,“汉学”一词使用很广而语义不同。一为彰显于清中期的传统汉学(Han Studies),相对于宋学而言,偏重考据研究,近代学者多沿用此意;一为18世纪以后产生于欧洲的西方汉学,即Sinology,本意为中国学,中译时借用了“汉学”一词,内容包括有关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和社会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据。清末学者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日本“所谓‘汉学重兴’者,乃其国人以中国之学为汉学,非中国之所谓‘汉学’,且亦冀幸之词耳,未知将来如何?”(《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其后,两者在观念、方法上有所借鉴和汲取,但并未浑然一体。事实上,传统汉学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曾为儒学发展的两个高峰,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学术主流是汉学,士人治经多归依于汉儒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呈现出异于前代的学术风尚。关于“汉学”一词的出现,目前学术界的说法有二:多数论著认为“汉学”一词最早见于惠栋的《易汉学》;此外,刘师培曾说,康熙年间的臧琳“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有的论著因此认为臧琳最先把经学研究称作“汉学”。实际上,臧琳和惠栋只是加强了经学领域“唯汉是好”的趋向。“汉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已较常见,而且均指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南宋刘克庄评论汉、魏学术云:“《易》学有二:数也,理也。汉儒如京房、费直诸人,皆舍章句而谈阴阳灾异,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当世而少验。至王辅嗣出,始研寻经旨,一扫汉学。”(《季父易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谓汉学既指西汉之学,又包括东汉郑玄之学,认为“郑司农区区训诂,不离汉学”(《恕斋读易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谓“汉学”多侧重于两汉《易》学。一些学者贬评汉儒以象、数释《易》,而重视王弼以理求《易》,这与宋代理学背景密切相关。元、明时期,“汉学”不再囿于两汉《易》学,而涉及诸多经学领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祸息,汉学兴,传言者杂”(《天原发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汉之学,认为“儒者欲求汉学,惟齐鲁诸生训注犹近古哉!”(《急就篇注释补遗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汉学”一词流传不绝。清代学者逐渐尊信和归依于汉儒经说,“汉学”的价值评判也在实证学风的辉映下发生了根本变化。康熙年间,士人多以“汉人之说”、“两汉之学”指称汉学,这与当时治经不分汉、宋的氛围相关。不过,少数学者已明确崇信两汉经学,而排斥宋儒经解,从而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起。武进臧琳为诸生30年,生前默默无闻,读经不辍,将心得辑为《经义杂记》30卷。该书无“汉学”之名,却有鲜明的尊汉抑宋倾向,故有“汉学”之实。他自称“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也”(《经义杂记》“题记”,卷一)。臧琳的书未刊行,即受到阎若璩的赞誉,称其“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杨子云之长”(《序》,《经义杂记》“叙录”)。康熙年间,“汉学”在江南学术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样的贬义。乾隆九年,惠栋著成《易汉学》8卷,仍着眼于《易》学而论汉学,与宋儒的概念不无相似,但《易汉学》既揭橥汉学的旗帜,又明确排斥宋儒经说,彰显了尊崇汉学的色彩。惠栋为首的吴派学者归依汉儒经说,“汉学”成为其经学体现。稍后,戴震为首的皖派兴起,不单纯“唯汉是好”,而强调求是,但吴、皖学者均重视音韵训诂,由考据以求义理。他们解经、注经多归依于东汉经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乾嘉汉学源出于经学,但不限于经学,还包括子、史、文辞方面的考据研究。清末刘师培云:“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近代汉学变迁论》,《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这基本揭示了清代汉学的考据学本质,即以汉儒训诂方法、注书条例以研究群书。梁启超称以吴、皖为中心的乾嘉汉学为“正统派”,“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这些论述揭示了汉学蕴含的本质属性。当然,清代汉学的外延也并非一成不变。乾嘉时期,汉学是指以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研究,其典型体现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道光以降,随着今文经学的兴起,清代士人的“汉学”概念有所扩展,今文家与古文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一些今文家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常州庄氏今文学被乾嘉学者视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而魏源认为,庄氏“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以“汉学”专指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新学”,从而为维新变法张目。另一方面,清末一些古文家批评道咸以后的今文经学,而视古文经学为汉学正统。但有的古文家如章太炎虽指斥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今文家,却认为今文经学更接近汉学本意:“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章氏对“汉学”之名颇持疑议,而将他贬抑的今文学视为汉学。清末民初,一些学者把今、古文经学纳入汉学范畴。今文家皮锡瑞认为,嘉、道年间“西汉今文之学”兴起后,“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版)。他推崇今文学派,视之为汉学正统。其后,经学史家周予同也认为“汉学”应包括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他说,纪昀、江藩、阮元等人“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经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这种看法带有今文家的倾向,但在清末民初的论著中并不罕见。钱穆曾评论陈澧、康有为所谓“孔门四科”之说:“东塾不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实际上,陈澧虽重视古文经学注疏,但也兼顾义理和经世,只是不像清末今文家那样明显。钱穆代表了现代新儒学的一家之言,在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页码1 2 <

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至少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一…

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至少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一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院派。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基本特征,被通称为乾嘉之学。当然它们又各县特色,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和学术贡献。

吴派学术开始于徐枋和汪琬,然而真正建立吴派学术体系的还是惠周惕、惠士奇以及惠栋祖孙三代。惠周惕的经学著述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惠十奇也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记》、《汉书》等,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其《易》学不王粥及其以后的注解,以为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虎象之说,遂使比较纯正的汉学就此消失。其《礼》学亦然,以为郑玄的《三礼》,去古末远,多引汉法,故借以为说。而此后的诸家《礼》说因不了解古意,往往改从俗说,故不尽可信。'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因此在他看来,要治经学,只有追踪周汉。到了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更是跨唐宋而越魏晋,专采汉代人的注解,汉以下的学说一概不取,遂使汉学的旗帜更加鲜明。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首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之不笃。故而其学虽可视为'纯粹的汉学',但其过于泥古的弱点,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正如王引之稍后所批评的那样,惠栋在学术上考古虽勤,而见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惠栋的弟子有沈彤、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其中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要数王鸣盛、钱大昕及江藩更为突出。

沈彤笆志学问,博通诸经,尤精于三《礼》。其《果堂集》多订正经学之文,颇见功力。后世学者以为其经学著作稍逊于惠十奇而醇于万斯大。江声毕生未仕,着力于《尚书》之学,集汉儒之说以注之,汉儒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实为《尚书》古注之集大成者。其弟子知名者有顾广圻。

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遂思读汉唐注疏。所著《古经解钩沉》一书,博采唐以前各种古书中所引的旧注,按《十三经注疏》的顺序详加叙录,所录旧文——标明仕处,故而价值颇大,是研究唐以前儒家经学的重要参考书。

王鸣盛的主要学术贡献在史学,他的《十七史商榷》是清代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方面,主攻的重点去《尚书》,著有《尚书后案》。另有经史考证之作《蛾术编》。他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甚至认为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徒。由此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十分守旧。

和王鸣盛一样,钱大昕的主要学术贡献也在史学,他不仅著有《甘二史考异》这样的史学名著,而且还著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以及各种史学年表等。在经学和儒家学术的研究上,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其《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是经史考证的名著,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的学术思想不像吴派其他学者那样冥顽不化、墨守成规,而相当自觉地意识到古人的学间既不可轻易低毁,也不应过分株守,而要有选择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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