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小说评论:英雄的挽歌——金庸小
分类:现代文学

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即典型作为一种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它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的特征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表现出更鲜明的特征性。而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则是文学作品的诸种审美素质衍生出来的综合美的效应,或者说是文学作品总体审美效果。来自于性格显现的一种生命魅力。这种“生命魅力”,首先在于典型人物的生命所呈现的斑斓色彩,即性格侧面的丰富与多彩,精神世界的丰富。

摘要: 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侠之大者”的郭靖到为国捐躯的萧峰,金庸将传统的侠客形象推至顶峰。从金庸创作的中期开始,传统的侠客精神在金庸的小说中发生变异,传统的侠客意象开始被逐步消解 ...

综观金庸的15部小说,其写得最为成功之处以及吸引读者的地方有三:一是情节的离奇、复杂和变幻莫测;二是离奇的情节与真实鲜明的人物性格的结合;三是其中含有若干人生的哲理和对生活的真知灼见。

金庸的小说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从1955年第一部金庸小说问世迄今,作品总发行量已逾亿册。上自学者教授,下至农民小贩,从国内到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作者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灌注于神奇而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使之上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作品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从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医药民俗到道德人伦无所不包,而且还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萧峰、段誉、陈家洛、张无忌、杨过、令狐冲、郭靖等,这些形象如水墨人物,飘逸潇洒,长袖当风。一十五部金庸小说,写尽了侠客的英雄豪气。著名的金庸小说评论家陈墨曾说金庸小说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1>由《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被渐次消解。 一、侠之立 “侠”曾是中国历史上实存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成为文学角色之前,游侠就是一种社会角色。司马迁曾据实记述了侠的行迹,《史记·游侠列传》中言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之后,法制日趋健全,侠失去生存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消失了。但是,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侠义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保留下来,并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演变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古典性的文体。 封建文人将伸张正义、反抗现实的理想寄托在侠的身上,企望侠能在法外“替天行道”,正因为如此,封建传统侠客形象具有先天的人格缺陷。最早的“侠”——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称之为“死士”更为恰当。《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好汉们,打出的口号倒是正大光明——“替天行道”,颇有些“为国为民”的味道,但其中的李逵、武松等主要人物,都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嫌疑,有失侠义本色。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其中的人物都会“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半神半魔,半妖半仙,称之为侠却是有些牵强。 武侠小说到了金庸笔下才彻底割除封建痼疾,传统“侠客”意象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早期几部书中,金庸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的观念来书写。《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不仅具备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品质,更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种精神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身上发展到了最高峰。书中郭靖的行为做派完全是一种醇正的儒家风范。更重要的是。金庸借郭靖处处强调他对“侠”的两种境界的认识:“武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的传统理论和英雄的具体行动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或者可以说“侠就是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和实现者。”<2>.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儒学侠义观发展成熟,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在被金庸剔除了其中的快意恩仇、好武任侠等封建元素之后,加进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侠义精神因此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因此出现了败笔。对于主人公郭靖,金庸表现出一种超乎艺术范畴的偏爱,甚至有时不惜扭曲其正常的人性。由于不堪没有节制的英雄道义的重负,郭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偶像,或者说,被神化了。泰戈尔有诗说:“鸟翼系上了黄金,它就再也不能飞翔。”对英雄人格的道德提升无意中倒成为戕害英雄人性的致命武器,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二、侠之变 武侠小说向来都是把“大侠”写成“英雄”,由“大侠”创造“历史”,金庸早期的作品也由这样的倾向,陈家洛、袁承志都有很大的“立功”志向,尤其是郭靖,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侠客在历史上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人物本身也不应只是简单的道德符号。金庸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继续探索“侠客”的前进道路,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开始渐次消解,出现在他书中的主人公不再仅仅是正义的化身,简单的“为侠而侠”,而是具有更多个性解放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异类“侠客”。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或许只有视为郭靖的对立补充面才能更清楚他出现的意义。和郭靖的单纯爽朗相比,杨过的性格中多了些狂放、狡诈和轻佻,甚至不乏自私、残忍等阴暗面。较之郭靖,杨过的形象显然更具弹性和张力,因而他的大侠历程也会艰难得多。杨过生命的主题就是“复仇”和“爱情”,金庸将人物置于传统体系桎梏中,力图表现自由的人性追求和传统礼教的对立,但对小说紧张曲折的情节追求导致了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围绕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小说铺陈出跌宕起伏的情节,支撑起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与此相照应的是杨过内心世界“神性”对“人性”的克服。为了成全杨过,金庸设计了过多的巧合和奇迹,经过冗长的心里冲突和刹那间可疑的顿悟,杨过终于成就正果,得以与郭靖比肩。虽然大团圆式的匆匆收场意味着金庸仍未跳出原有的束缚,但杨过形象的塑造已暗示出金庸对郭靖成功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暗示了他笔下“侠客”发展的潜在走向。 随着传统“侠客”渐渐走出理想乌托邦,英雄人格中的神性油彩开始无情剥落。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能否取得现实的成功,《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所承载的就是这一沉重的文化思考。同样处在困惑中的张无忌已经没有了郭靖、杨过当年义无反顾的自信和豪迈,也没有了积极进取的英雄姿态,他的一生总是在困惑、犹豫和拖泥带水地行动,这种被动型人格与其说是由于性格的缺陷,不如说是金庸是在突出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君子”人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困窘和尴尬。走出“冰火岛”这一世外桃源的张无忌处处表现出他和这个世界的不协调。即便在主人公浪漫温情的爱情故事中,也弥漫着波诡云谲政治氛围。张无忌一生都在为情所困,为爱所苦,完全失去了他的英雄气概,而且即便是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掩盖不了张无忌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金庸对此也显得很冷静:“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领袖。……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3尽管张无忌具备极高的武功和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时折射出郭靖、杨过成功的可疑。 三、侠之疑 随着金庸写作一步步逼近现实,金庸早期极力维系的英雄神话也濒临破灭的边缘,他本人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个时期的作品出场人物性格复杂,正邪的界限渐渐湮没,传统的“侠客”意象也渐渐模糊。 在这种怀疑的痛苦中――旷世大侠萧峰出场了。作为金庸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萧峰具备了一切英雄所可能具备的全部素质。他睥睨天下,目无余子的人格魅力,英雄豪情让人心折。萧峰不幸生于英雄末世,正处在怀疑困惑中的金庸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把他推上一个虚幻的英雄宝座。萧峰存在全部价值就在于一个英雄走向毁灭的全部的悲剧性启示。不同于金庸前期创作中英雄们建功立德的行动路线,萧峰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揭示出自己的身世之谜。萧峰矢志以求的真相就是,他确实是一名被汉人收养的契丹人,因而他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成为他的敌人,在汉、契丹的冲突中,他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萧峰的传统大侠人格受到严峻考验,金庸前期创作中极力张扬的民族意识、英雄道义也已是危机四伏。 直到走出了传统英雄道义、英雄伦理的阴影,萧峰才真正表现出他的英雄气质。“萧峰从个人的不幸走向对人类所有罪恶、仇恨的同情和悲悯。”<4>最后,萧峰出于对汉人、契丹人“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为“宋、辽两国千百万生灵着想”,阵前胁迫辽主,在宋军和契丹人宣称百年和好之后悲壮自尽。萧峰最后已超越了个人私仇和狭隘的民族观,走到了一个英雄所能走到的最高峰,但仍不可避免地死于“以下犯上无颜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正统之手。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中的金庸已经无力续写英雄神话,无法为绝望中的萧峰指点迷津,于是巨星陨落般的英雄之死成为唯一的选择。 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已成为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巨大障碍,他无法绕过这一障碍心安理得地继续他的英雄演义。随之而来的《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冲已被置于江湖世界的腥风血雨中,彻底放弃了建功立业的传统大侠成长道路。这不仅仅是源于金庸对传统“侠客”人格的失望,更表现出他试图以现代意识来修改传统模式的努力。作为一名“大侠”,令狐冲第一次强调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关心的不再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而是个体存在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随着江湖世界的阴暗日渐浓厚,令狐冲思想中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的倾向此消彼长,令狐冲归隐的迹象已是越来越明显。尽管令狐冲在归隐的同时获得了爱情,但这温馨的一笔丝毫无助于削弱整部作品的沉重和苍凉,面对滔天的浊浪,令狐冲也只是独善其身而已。 四、侠之反 萧峰之死和令狐冲的退隐标志着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走到了尽头。最后出场的韦小宝彻底褪下了“侠义”的外壳,他既无“武”又无“侠”,只学会了一套逃跑功夫,处处只顾自己,毫无大义。他的口号是:“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韦小宝的言行自始至终都是在侠义与非侠义之间摇摆不定。他的“英雄之举”往往是以“赌运气”、“撞大运”的方式做出决断。韦小宝始终是以反武侠正统的形象出现的,即使不追究他行侠仗义的方法与过程,他仍做了许多“不忠不义”之事。但就是这个小流氓、小无赖却做出了斩鳌拜、退罗刹、复台湾等利国利民的大事,如此文事武功,让金庸笔下的“大侠”们相形之下无不黯然失色。 当然,《鹿鼎记》中的江湖世界仍然存在,但这个江湖世界的主角―笑傲江湖的英雄侠客―却失去了往日仗义与飘逸的风采。曾经支撑起这个江湖世界的宽广博大的“侠义”,变成了狭隘浅薄的“忠义”。陈近南纵使一身绝世武功,也总是劳碌奔波,无功而返。书中的所谓侠客已经彻底沦为配角,他们的劳而无功,更反衬出韦小宝上至高堂、下于江湖的如鱼得水。《鹿鼎记》中的民族融合,天下一统,流氓得势,英雄气短,既是作者对自己早期思想中“汉族正统”观念的否定,也是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质疑。历史上的“侠客”是否能解万民于倒悬,陈近南的死和韦小宝的退隐就是最好的答案,《鹿鼎记》终以深刻的反讽和总结为英雄侠客们谱写了最后的挽歌。

依据文学典型美学特征之说,文学典型美学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等等,高明的作家可以通过特征化把以上各个因素,单独变为传世之作”,并且“特征是生活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统一,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作家在创造典型时,只要能准确地捕捉这个‘凝聚点’,加以强化、扩大和生发,就可能成功地塑造出典型来”。

由此推论,金庸作品的三点成功完全归结起来,每一点都可以凝聚生发为典型。这里着重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在外在情节与个体精神结合下的典型性。

澳门新葡亰,由上所述及分析可知,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性所在的原因:一时他们的人格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贯穿其整个生命活动,具有灵魂的深度;二是作者注入他们身上的为现代理念,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的所言所思所为不失真,没有隔阂;三是众多人物形象刻画得千姿百态,主要人物决不雷同,各人物性格间旗帜鲜明;四是在一系列人生坎坷中显现人性的魅力与伟大,显示强劲生命力。

事实上,金庸笔下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极具特色的个性思想、情感、言行。金庸在这里有意或不自觉中溶入了现代人的一系列思想、情感、与意识形态,这便出现一个奇特的读者接受心理:虽然写的是古人,最近的也隔了一百多年,但读者读起来没有心理隔阂,读者感觉他们是真实的,可以与之同声息;即使某些人物行为较为神秘怪诞,但因为作者写作的支点立足于现代思维逻辑,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不受读者排斥,认为这虽是虚构而可以确确实实存在(比如《碧血剑》中,金蛇郎君夏雪宜,此人死后还想着算计他人,若发现他藏身埋骸洞穴之人稍有贪心,未能依照他留简指示先葬其骸骨再开启宝盒,则宝盒中的“金蛇锥”会随之而发射,夺人性命。但从他成长经历来看,这完全可能,是社会的不公、罪恶和仇恨扭曲了他的心性,他纯良的本质被仇恨的毒汁侵蚀和蒙蔽了,他以暴易暴,用不公正对待不公正,用邪恶报复邪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作家的写作态度及创作观和个人思想意识来看,金庸所具有的这些心理品质较多地的表现为健全、公正、慈仁、宽大与悯人,在进行人物思想、情感、言行都力图以现代人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准则为基绳。这样就折射了其创作主体的人格真诚,同时在刻画人物时不断加注其灵魂深度。

比如金庸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里有这样一个片段:红花会误以为周仲英勾结清廷出卖了文泰来,陈家洛便率一袭帮众直逼“铁丹庄”。这里自然避免不了江湖帮派以强凌弱的处事方式,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又避不了携带“黑社会”的嫌疑。但从以后的作品以及集结的所有作品来看,这种汹滋滋,威咄逼人的做法仅此一处,再也没发生。再比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年少时由于生存处境的恶劣,一丝一毫都离不开靠自己的血和泪去拼力争取,因而使他不自觉养成可一种偏执、轻浮、狡诈的性格。但作者给他以后的生命历程安排了小龙女与郭靖。小龙女的淡泊、娴静,郭靖的宽厚、博仁则无疑是其一帖良方,处处针对其缺陷下药。在他们的熏陶下以及杨过自身十六年的磨砺,他最终成为处事老道、纯熟的“神雕侠”,看他在“万兽山庄”降服十鬼的手法,威德并施,做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不得不令人佩服。

从这一层讲,金庸作为创作主体本身的心理健全和公正,有效的促使主人公特别是正面人物心智地全面发展。因此,人物与作者形神一致,显示了一种人文主义下的作家人格及思想的真诚。这也就说明为何武侠这种浪漫主义文本吸引读者,绝大成分是由于创作者以现代人的处境予以思索,而且是设身处地的探讨。

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有其极深厚的人文底蕴,“侠、仁、义”是其主人公们所共有的也是统摄整个作品的主旨思想。从创作理念看,金庸小说中明显偏重“侠”而轻“武”,且不说前期的作品主人公们浸染这种精神,封笔之作《鹿鼎记》则很难有“武”可言,去掉“武”的外形,剩余的只是些信仰和精神。书中的几位主角全都为自己的精神存在,并为之奋斗,无论是杨过、郭靖,还是令狐冲及乔峰,他们都有强大的信仰力在支撑。“侠、仁、义”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使之贯穿于其生命的全部活动中,统摄整个生命的磨砺经由。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些典型人物中的典型,他们身上放射的人性光辉时刻折射出某种夺魂摄魄般地强劲震撼力。能使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并自觉接受其思想,感受其人格魅力,并对照自身的污垢,使之不断纯善,趋于白璧无瑕的境地,这是伟大作品以及其典型人物应给予读者的礼品,并使自身传承后世的根本可依之基。

有这些深层次的人文底蕴为依倚,金庸作品中的人物才能使人阅后严肃认真的思考,探究生命的本质及人生的意义,并努力澄清个体行为与社会大体的关连,为以后的生存作铺垫和准备。从此推导,正是由于这种理念的感受,读者于心底才能不可磨灭地对其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灵魂深处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杨过与令狐冲那种潇洒风度,追求自由的大度,以及一如前往的气度;郭靖与乔峰天人一般的风彩,和近乎完美的个体行为,“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称得上白璧无暇。或多或少激励人们,引导一代有一代的人群的趋向。这些同时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深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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