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花落知多少──闲话金庸
分类:现代文学

金庸语言另一个特色是畅达明快。金氏以庞大的读者群体而著称于世,其语言的流畅是其小说倾倒世人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金氏武侠对于世人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依旧吸引众多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的社会,金庸的文字可以让心态趋于浮躁的世人依旧可以一口气读完,着实不易。畅达明快的背后离不开深情与幽默。金氏武侠爱情的美丽与江湖的多姿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扬扬洒洒百万字笔力不衰,那是一种热烈感情的支撑。金庸庞大缜密的情节与感人至深的感情就是印证。当人们为“塞上牛羊空许约”嘘唏不已的时候,当人们为“东西相隔如参商”黯然神伤的时候,当人们为周伯通的童心会心一笑时,当人们为韦小宝的狡黠颇加袒护时,还要感谢金庸的深情与幽默。

摘要: 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侠之大者”的郭靖到为国捐躯的萧峰,金庸将传统的侠客形象推至顶峰。从金庸创作的中期开始,传统的侠客精神在金庸的小说中发生变异,传统的侠客意象开始被逐步消解 ...

《鹿鼎记》的意义在于它的讽刺性。官场与妓院的比较,着实是对中国悠久的官场哲学的揭示。金庸编织故事的能力也在此书达到完美的体现,《鹿鼎记》可以当作是武侠版的《清明上河图》。《鹿鼎记》略带灰色的幽默,充满离奇的有趣,像是奇幻好玩的历险记一样很有吸引力。韦小宝是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性格,但更多的是体现了金庸对这个机灵狡黠的顽皮少年的偏爱,并把读者的感情也给带过去了,一起把他作为自己的朋友了。金庸追求趣味性性的笔调使的韦小宝无法像阿Q一样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中国人真正的典型其实是曾国藩与薛宝钗,追逐利益的不择手段与老谋深算很好地隐藏在了娴熟地遵守社会规则的宝相庄严之中,像韦小宝这样有些近于无赖,就流于下乘,也只是他年纪小,倒显得有些可爱,真正成年了,也只有一句“老子不干了”归隐江湖罢了。

金庸的小说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从1955年第一部金庸小说问世迄今,作品总发行量已逾亿册。上自学者教授,下至农民小贩,从国内到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作者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深厚的东方文化内涵,灌注于神奇而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使之上升到文学艺术的高度。作品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从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艺术、医药民俗到道德人伦无所不包,而且还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萧峰、段誉、陈家洛、张无忌、杨过、令狐冲、郭靖等,这些形象如水墨人物,飘逸潇洒,长袖当风。一十五部金庸小说,写尽了侠客的英雄豪气。著名的金庸小说评论家陈墨曾说金庸小说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1>由《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到《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被渐次消解。 一、侠之立 “侠”曾是中国历史上实存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成为文学角色之前,游侠就是一种社会角色。司马迁曾据实记述了侠的行迹,《史记·游侠列传》中言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封建社会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之后,法制日趋健全,侠失去生存空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逐渐消失了。但是,侠作为一种人格典范,侠义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却保留下来,并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演变形成了武侠小说这一带有古典性的文体。 封建文人将伸张正义、反抗现实的理想寄托在侠的身上,企望侠能在法外“替天行道”,正因为如此,封建传统侠客形象具有先天的人格缺陷。最早的“侠”——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称之为“死士”更为恰当。《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好汉们,打出的口号倒是正大光明——“替天行道”,颇有些“为国为民”的味道,但其中的李逵、武松等主要人物,都有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嫌疑,有失侠义本色。民国时期也是一个武侠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其中的人物都会“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半神半魔,半妖半仙,称之为侠却是有些牵强。 武侠小说到了金庸笔下才彻底割除封建痼疾,传统“侠客”意象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早期几部书中,金庸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的观念来书写。《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不仅具备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品质,更秉承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种精神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身上发展到了最高峰。书中郭靖的行为做派完全是一种醇正的儒家风范。更重要的是。金庸借郭靖处处强调他对“侠”的两种境界的认识:“武辈练功习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牢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的传统理论和英雄的具体行动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或者可以说“侠就是儒家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在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和实现者。”<2>.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儒学侠义观发展成熟,与传统侠义小说相比,“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许多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在被金庸剔除了其中的快意恩仇、好武任侠等封建元素之后,加进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侠在行为上有了扩大,在人格上有了升华,侠义精神因此发展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因此出现了败笔。对于主人公郭靖,金庸表现出一种超乎艺术范畴的偏爱,甚至有时不惜扭曲其正常的人性。由于不堪没有节制的英雄道义的重负,郭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为一种偶像,或者说,被神化了。泰戈尔有诗说:“鸟翼系上了黄金,它就再也不能飞翔。”对英雄人格的道德提升无意中倒成为戕害英雄人性的致命武器,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二、侠之变 武侠小说向来都是把“大侠”写成“英雄”,由“大侠”创造“历史”,金庸早期的作品也由这样的倾向,陈家洛、袁承志都有很大的“立功”志向,尤其是郭靖,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人物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侠客在历史上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人物本身也不应只是简单的道德符号。金庸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继续探索“侠客”的前进道路,传统的“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开始渐次消解,出现在他书中的主人公不再仅仅是正义的化身,简单的“为侠而侠”,而是具有更多个性解放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异类“侠客”。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或许只有视为郭靖的对立补充面才能更清楚他出现的意义。和郭靖的单纯爽朗相比,杨过的性格中多了些狂放、狡诈和轻佻,甚至不乏自私、残忍等阴暗面。较之郭靖,杨过的形象显然更具弹性和张力,因而他的大侠历程也会艰难得多。杨过生命的主题就是“复仇”和“爱情”,金庸将人物置于传统体系桎梏中,力图表现自由的人性追求和传统礼教的对立,但对小说紧张曲折的情节追求导致了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围绕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小说铺陈出跌宕起伏的情节,支撑起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与此相照应的是杨过内心世界“神性”对“人性”的克服。为了成全杨过,金庸设计了过多的巧合和奇迹,经过冗长的心里冲突和刹那间可疑的顿悟,杨过终于成就正果,得以与郭靖比肩。虽然大团圆式的匆匆收场意味着金庸仍未跳出原有的束缚,但杨过形象的塑造已暗示出金庸对郭靖成功的一定程度的怀疑,暗示了他笔下“侠客”发展的潜在走向。 随着传统“侠客”渐渐走出理想乌托邦,英雄人格中的神性油彩开始无情剥落。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能否取得现实的成功,《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所承载的就是这一沉重的文化思考。同样处在困惑中的张无忌已经没有了郭靖、杨过当年义无反顾的自信和豪迈,也没有了积极进取的英雄姿态,他的一生总是在困惑、犹豫和拖泥带水地行动,这种被动型人格与其说是由于性格的缺陷,不如说是金庸是在突出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君子”人格在现实社会中的困窘和尴尬。走出“冰火岛”这一世外桃源的张无忌处处表现出他和这个世界的不协调。即便在主人公浪漫温情的爱情故事中,也弥漫着波诡云谲政治氛围。张无忌一生都在为情所困,为爱所苦,完全失去了他的英雄气概,而且即便是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掩盖不了张无忌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金庸对此也显得很冷静:“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领袖。……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3尽管张无忌具备极高的武功和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的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他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时折射出郭靖、杨过成功的可疑。 三、侠之疑 随着金庸写作一步步逼近现实,金庸早期极力维系的英雄神话也濒临破灭的边缘,他本人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个时期的作品出场人物性格复杂,正邪的界限渐渐湮没,传统的“侠客”意象也渐渐模糊。 在这种怀疑的痛苦中――旷世大侠萧峰出场了。作为金庸理想中最完美的英雄,萧峰具备了一切英雄所可能具备的全部素质。他睥睨天下,目无余子的人格魅力,英雄豪情让人心折。萧峰不幸生于英雄末世,正处在怀疑困惑中的金庸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把他推上一个虚幻的英雄宝座。萧峰存在全部价值就在于一个英雄走向毁灭的全部的悲剧性启示。不同于金庸前期创作中英雄们建功立德的行动路线,萧峰所有的行动就是为了揭示出自己的身世之谜。萧峰矢志以求的真相就是,他确实是一名被汉人收养的契丹人,因而他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成为他的敌人,在汉、契丹的冲突中,他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萧峰的传统大侠人格受到严峻考验,金庸前期创作中极力张扬的民族意识、英雄道义也已是危机四伏。 直到走出了传统英雄道义、英雄伦理的阴影,萧峰才真正表现出他的英雄气质。“萧峰从个人的不幸走向对人类所有罪恶、仇恨的同情和悲悯。”<4>最后,萧峰出于对汉人、契丹人“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的恐惧,为“宋、辽两国千百万生灵着想”,阵前胁迫辽主,在宋军和契丹人宣称百年和好之后悲壮自尽。萧峰最后已超越了个人私仇和狭隘的民族观,走到了一个英雄所能走到的最高峰,但仍不可避免地死于“以下犯上无颜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正统之手。同样处于文化困境中的金庸已经无力续写英雄神话,无法为绝望中的萧峰指点迷津,于是巨星陨落般的英雄之死成为唯一的选择。 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已成为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巨大障碍,他无法绕过这一障碍心安理得地继续他的英雄演义。随之而来的《笑傲江湖》中,主人公令狐冲已被置于江湖世界的腥风血雨中,彻底放弃了建功立业的传统大侠成长道路。这不仅仅是源于金庸对传统“侠客”人格的失望,更表现出他试图以现代意识来修改传统模式的努力。作为一名“大侠”,令狐冲第一次强调了个体存在的意义,关心的不再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而是个体存在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随着江湖世界的阴暗日渐浓厚,令狐冲思想中入世和出世两种对立的倾向此消彼长,令狐冲归隐的迹象已是越来越明显。尽管令狐冲在归隐的同时获得了爱情,但这温馨的一笔丝毫无助于削弱整部作品的沉重和苍凉,面对滔天的浊浪,令狐冲也只是独善其身而已。 四、侠之反 萧峰之死和令狐冲的退隐标志着传统“侠客”意象在金庸小说中走到了尽头。最后出场的韦小宝彻底褪下了“侠义”的外壳,他既无“武”又无“侠”,只学会了一套逃跑功夫,处处只顾自己,毫无大义。他的口号是:“一不做官,二不造反,那么老子去干什么?”韦小宝的言行自始至终都是在侠义与非侠义之间摇摆不定。他的“英雄之举”往往是以“赌运气”、“撞大运”的方式做出决断。韦小宝始终是以反武侠正统的形象出现的,即使不追究他行侠仗义的方法与过程,他仍做了许多“不忠不义”之事。但就是这个小流氓、小无赖却做出了斩鳌拜、退罗刹、复台湾等利国利民的大事,如此文事武功,让金庸笔下的“大侠”们相形之下无不黯然失色。 当然,《鹿鼎记》中的江湖世界仍然存在,但这个江湖世界的主角―笑傲江湖的英雄侠客―却失去了往日仗义与飘逸的风采。曾经支撑起这个江湖世界的宽广博大的“侠义”,变成了狭隘浅薄的“忠义”。陈近南纵使一身绝世武功,也总是劳碌奔波,无功而返。书中的所谓侠客已经彻底沦为配角,他们的劳而无功,更反衬出韦小宝上至高堂、下于江湖的如鱼得水。《鹿鼎记》中的民族融合,天下一统,流氓得势,英雄气短,既是作者对自己早期思想中“汉族正统”观念的否定,也是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质疑。历史上的“侠客”是否能解万民于倒悬,陈近南的死和韦小宝的退隐就是最好的答案,《鹿鼎记》终以深刻的反讽和总结为英雄侠客们谱写了最后的挽歌。

相比真正或是传统武侠的侠客也就是所谓的“儒侠”,金庸群侠却显得离我们更加的接近。像那种着重于实践侠义道德的儒侠梁羽生笔下却是不少,但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金庸开始亦是走的传统的路子,于是就塑造了陈家洛这位儒侠。《书剑恩仇录》一直不受人好评,原因并不在于此书。单纯原书来看,非才力如金庸辈者不可为也。红花会的英雄业绩称得上荡气回肠,十五当家的也是各具特色,连李沅芷这样的配角也刻画的活灵活现,更不要说翠羽黄衫和香香公主。真正的原因在于陈家洛的失败,也许在真正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他的选择可以为人理解,但其价值观念显然已不再为现代人所接受了。在紧接着的《碧血剑》金庸可以挑选了袁崇焕之子作为主人公,真是用心良苦,可惜洋洋洒洒的小说远不如附录的《袁崇焕评传》有吸引力,传统的侠客英雄毕竟已经远去了,不能引起现代人共鸣的人物注定要被淘汰。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才有了《射雕》的横空出世,一举奠定金庸江湖王者的地位。从此正如金庸所言走上了遵守根本道德,反叛不合理的社会正统,描绘人性的复杂多样,彰现人性的光明与积极的社会人的路子。抛却《射雕》众多配角的生活化,郭靖与黄蓉只不过是有侠义之心的热血少年罢了,真正打动读者的是郭靖的淳朴憨直,黄蓉的聪明可爱。靖蓉二人的爱情才是故事的中心,一切的美好与动人也基本上围绕此开始的。至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少年的郭靖更多的是面对邪恶强权的热血与无畏,等变成郭大侠的时候,金庸的注意力已不在这对金庸很有感情的夫妻身上了。杨过相对于郭靖要复杂一些,少年的凄苦,身世的悲惨,造就了这位既乐观又悲观,既狂放又自卑,既深情有略带轻浮的性情的少年,整部书不乏杨过对于人生社会的迷茫,是非的判断,以及后来的行侠仗义,但杨过的性格与人生更多是由爱情来展示的。爱情对于杨过才是第一位的,并不是说杨过重私情轻大义,而是这是因为金庸创作角度决定的。张无忌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位朋友,尽管他的经历比起两位前辈更加多姿复杂。在《倚天》这部极具想象力的作品中,无忌离奇的人生像是说明他是一颗化解仇恨孕育安宁的灵珠,尽管他也是同样的德义过人,却能被人接受,并且爱情填补了空白。赵敏近乎野蛮的深情,小昭细微幽深的真爱,周芷若复杂温柔的爱意,以至殷离旁人难以理解的爱恋,与张无忌的宽厚善良,掩盖了很多的缺憾。与金庸的主人公相比像夏雪宜,黄药师,洪七公,谢逊这些陪角更有侠客气质,尽管刻画的也很是精彩,但却只能是陪角。因为金庸写的是被武侠化的理想的社会人。

金庸笔下的江湖与其他各家相比,多的是一种古典田园牧歌的幽雅,多的是逐渐消逝的生死相许的深情,多的是肝胆相照的男儿血性,多的是世间众生的复杂与多姿,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社会所缺少的神游天地,至情至性的理想与激情。西子湖畔,陈家洛轻拈红花,压倒乾隆的满旗绿营;大漠深处,翠羽黄衫运筹帷幄,跃马纵横,大破兆惠铁骑。两世情仇,金蛇郎君血海深仇中铭刻了对仇人之女的生死不变的真情,惊心动魄里透出爱情的深邃。大漠风沙,江南落花,走遍塞北江南,历尽重重劫难,郭靖黄蓉一对世间奇儿女演绎了世间真情,民族大义;比武招亲,铁枪神庙,一生情苦,穆念慈代表了爱情复杂与无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奇人风范,令人心旷神怡;全真七子的豪侠风范,江南七怪的手足情深,亦是相得益彰。风雪漫沧州,胡一刀、苗人凤一时瑜亮,英雄相惜,胡氏夫妇,雪中同行,生死相依。湘西村女,药王高徒,程灵素像七心海棠一样平凡之中蕴涵着爱情的高贵。一曲“问世间情为何物?”与杨过小龙女相互印证着,金庸为元好问的感叹作了完美爱情注释。杨过的轻狂与偏激,小龙女的淡泊与至情,金庸用尽所有的文思与才情迸射出最耀眼的感情烟花与最疯狂的爱情赞歌。身世的凄苦,礼教的大防,贞操的禁区,肉体的残缺,世人的冷眼,时空的别离,生死的契阔,金庸用尽所有能考验爱情的阻挠,证明了“只教生死相许”的不朽与崇高,以致程英的温雅周至,陆无双的活泼心热,公孙绿萼秀雅脱俗,郭襄的冰雪情怀都不得不一一黯然失色。浮槎北溟海茫茫,金庸的想象力成就了《倚天》宏大壮观。张无忌看似没有个性,但他代表了乱世之中的一片纯洁。从仙乡福地的冰火岛,到清净优美的蝴蝶谷,再到世外桃源般的昆仑山谷,那是乌托邦式精神家园。张无忌不远万里送杨不悔回昆仑,一路上两小相依为命,历经艰辛,那种真挚的人性关怀与重信守义的侠义之心显得更加的真实与动人。而赵敏的光彩照人则夺尽了风头,“范遥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赵敏道:‘我偏要勉强。’”算尽冰雪聪明,活泼宜人,一往情深,单是那份执着与倔强,无论张无忌神功盖世还是德服天下,或是妙手回春,都逃不过那份盈盈笑语。尽管绍敏郡主与明教教主亦是一波三折,波折之中却是充满了温馨与旖旎,感动了多少多情的少年与思春的少女。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悲壮与刚烈则被明教群雄尽情的演绎。“长剑向前一送,登时刺瞎了彭莹玉的右眼,跟着剑尖便指在他左眼皮上。彭莹玉哈哈一笑,右眼中鲜血长流,一只左眼却睁得大大的瞪视着她。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胜雪的白衣代表冰心玉壶,烈红的火焰代表信念与豪情。萧峰的英雄盖世与苍凉悲情,段誉的多情性真,虚竹的顺其自然,慕容复的权欲熏心,天龙八部,众生皆苦。魔教东来,五岳同气。在看似道义至上实则利益至尊的强权武林,真正能清醒自由的又有几人?刘正风曲洋也只有一曲笑傲江湖可以慰藉,也只有令狐冲与任盈盈才有一颗素心来摆脱身不由己的无奈。机灵狡黠的韦小宝一路传奇的经历更多的是勾勒出了一幅众生百相图。正像金庸当年回应梁羽生的一样,写小说本就是为了自娱与娱人,金庸的江湖确实给了我们审美的愉悦。

或许有人会说,你忘了说《天龙》、《笑傲》和《鹿鼎》。再回头算一下,从《书剑》直到《鹿鼎》,结局基本上都是主人公的隐退。再细读一下,金庸小说贯穿了一种空漠出世之感。尽管在金庸的深情与浪漫之中洋溢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温暖,但像《红楼梦》中“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哀伤才是金庸小说深深隐含的气质。斟酌一下《射雕》三部曲,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人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差异也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爱情其实是他们生命的唯一。面对人生与社会,他们都是迷茫的,有一种深深的悲观。《射雕》中有郭靖在华山苦苦思考是非善恶,虽说最终想明白了,但恐怕金庸也很难对自己借洪七公之口作出的解释满意,仅是“仗义为善”就能解决一切吗?比如旧版《射雕》中穆念慈虽明知爱错了人,却最终殉情铁枪神庙。而最重要的是“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这又如何解释?爱情不过是他们的避难所罢了。杨龙之恋,张赵之情各有动人之处,实质上也是大同小异,爱情是他们唯一的自我拯救方式,甚至爱情代表了他们全部的生命意义,其他所有变化万千的经历均源于爱情结束于爱情。并且这三段动人的爱情实质上是很单一的,两人相爱,至死不渝,而至于他们为什么相爱,爱的历程上思想上的历程都不是很清楚至少称不上深刻。金庸用尽各种障碍困难来考验相爱的有情人,在应接不暇的曲折之中,在荡气回肠的抗争中,只有有情人执手偕老的崇高与伟大。某种意义上讲金庸用脂粉的艳丽掩盖的爱情的复杂,接着用美化过的爱情掩盖了主人公有些苍白的人生。所以我们看不到那种灵魂深处的剧烈矛盾,没有生命与命运碰撞的悲剧美,所以金庸给我们的是一种感动,而不是灵魂上的震撼。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摧。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金庸的江湖不再是旧派武侠中黑白道的撕杀,也不是末流武侠中门派的争斗。在被诗化的江湖中,既折射出了社会的千姿百态,又成为了人们寻求失落的诗意人生的寄托。有人说:“足球不过是人性深处对抗自然的原始野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武侠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金庸的江湖中,揭去历史尘封的记忆,在烽烟四起的乱世,在民族相争的年代,马踏大漠,舟行江南,雕飞高山,槎扶大海,在尽情的恣意汪洋,“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原本是血腥残酷的江湖诗化为任情使气的幻界。

金庸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精彩的江湖,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看金庸群侠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就是在欣赏那些花儿的花开花落,为他们的幸福而幸福,为他们的悲伤而悲伤,为他们的感动而感动。可惜的是,金庸是如此的接近伟大与不朽,却总是差了那一小步,也许生命中本就有很多不可强求。正如“王子猷雪夜泛舟访戴安道,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反。人问徽之,曰:‘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邪。’”或许金庸本就是凭一种梦的冲动开始自己的江湖,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过于看重成就的高低就着相了。

一次看到一段余杰对金庸的评价:“至少金庸在白话文的运用上有很大的贡献。”金庸武侠的成功和金庸的文字有很大的关系。时至今日,武侠名家数不胜数,但在语言上能和金庸媲美的几乎没有,梁羽生过于平淡,黄易则略显单薄,温瑞安却过于随意,唯一能和金庸相提并论的古龙的语言独树一帜,极具特色,随意找出一段,就是诗,但是其中的缺陷使之整体上略逊一些。金庸的文字恰似王羲之的正楷,端庄有矩,灵性与神采又跃然纸上。既深得古典文学的精髓,又很好识得白话文的三昧。关于金庸文字的出色已有很多中肯与经典的评论了,我认为金庸语言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的理解,并成功地把这种诗情画意不露痕迹地融入白话文之中。众所周知,武侠名家之中古典文学功夫最好的当推梁羽生,梁氏一手过硬的诗词功夫令其他众家望其项背,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金庸显然在这方面要逊色很多。但结果是,梁氏诗词虽好但文字却流于平淡,尽管有很多诗词的点缀;金庸诗词可能极其的一般,却不妨碍他的文字更具有古典魅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梁氏虽善作诗填词,却不能融入小说的语言之中,反而显得生硬以至有些近乎掉书袋。例如在《女帝奇英传》中,李逸与武玄霜相遇弹琴一段,不但大段引用《诗经》,还一起奉上了译文。而《神雕》程英为杨过疗伤一节中,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将程英真挚的感情与温婉的性格表现得恰到好处,极具古典美,又不见半点晦涩。又如《射雕》靖蓉太湖泛舟逢路乘风,诗情画意,报国壮志,这些本是古典诗词之长,金庸却能用白话文将其展示得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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