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为什么金庸早年的《碧血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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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有成就的小说家一样,金庸的武侠创作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本文将试图探讨金庸的小说思想是如何随着长足的人生而进步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金庸强调“技巧并非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因为个性和感情是金庸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本文就重点从这两项内容中去发掘金庸创作的思想脉络,探讨他在武侠创作中所体现的思想历程。现在就从其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谈起。

问题:哪怕是《碧血剑》和《书剑恩仇录》比,前者的普及度也不及后者,更别提和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这样的大ip比。这是为什么?

1955年,金庸创作出第一部小说《书剑思仇录》。看得出他的是非观念受了些传统演义小说的影响:小说中杀清兵都采用痛快的语气,没有一个满鞑子给人留下好印象。而红花会的英雄们个个是侠骨柔肠的英雄好汉。红花会“反清复汉”的行动似乎仅在于决策上的失误:陈家洛不该盲目信任乾隆,而以改变统治者种族身份的方式夺回汉人统治名义的计划也太过简单幼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集传统文化气质与现代思想素质于一身的天才小说家,金庸已敏感地意识到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悲剧性,他塑造出一位具汉人血统的清室皇帝乾隆,以他的自私的阴险的本性来推动他亲弟弟、另一位具典型士大夫道学性格的反清首领陈家洛的人生悲剧和历史悲剧。金庸虽意识到汉室思想的落后,又忍不住仍有汉族正统的观念,因而全书的价值判断显得相当模糊。民族主义事实上与小说政治主题貌合神离,而个人英雄主义仍屈居民族政治信仰之下。本书作为处女作,非但在描写和结构上粗糙生硬,且没有形成明确的历史批判观点。

回答:

但主人公陈家洛还是该引起重视。此人的个性有着不必要的矛盾,非但在爱情中屡屡顾此失彼,且竟愿为实现可笑的政治计划而将心上人拱手让人。“反清复汉”的思想在今人看来十分自大荒唐,陈家洛不适时宜的计划和手段更让人不以为然,但金庸仍宣布陈家洛是他最喜爱的男主人公之一,这是为什么?注意一下本书《后记》,金庸提到王国维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这使我意识到金庸喜欢陈家洛的原因。

要讨论金庸小说知名度的差异,还是从作品本身说起。

第十九回陈家洛夜闯少林寺,老方丈天虹与他谈经说法。陈家洛认为“佛家当普渡众生,不能忍心专顾一己”,老方丈便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相信了老婆婆的话出手相救,老婆婆趁机脱身,那人却因救人而自困.陈家洛便回敬他说:“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

就像金庸本人所说,早期很多作品,因为出于连载考虑,往往是根据读者反应边刊边写,无法在整体上构建出完整缜密的框架。当然故事的主线査先生还是成竹在胸的。即使如此,作为试水之作,《书剑恩仇录》在整体结构、叙事手法甚至人物设定上都很大程度上沿袭模仿了古典侠义小说和旧派武侠小说的套路。

“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这16字曾使我受到极大震动。相关续集《飞狐外传》中陈家洛出场,胡裴见他面有“郁郁”之色,他是在为香香公主的不幸而追悼自悔,还是在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伤悲?这令我想到金庸在封笔武侠之后三年写的一部传记《袁崇焕评传》,其中倾入作者在所有小说中难以表现出的激情,可见他对袁崇焕这一类人的爱意之深。广东文人袁蛮子在金庸笔下,也就有陈家洛那“不合时宜的执拗”的味道。袁崇焕不是不知道与满人议和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崇祯的疑忌,但只要是有利于全民族大局的,便奋不顾身去做。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思仇录》中陈家洛关于仍让乾隆做皇帝,只是以汉人的名义统治天下的计划虽然可笑,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热血,犹使人感动。我总觉得他的身上岂止有王国维这些老乡亲的影子?中国千百年来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英秀人才其思想和精神在陈家洛口中这16个字上,都可见之一斑。可惜由于全书价值判断不明确和写作技巧的粗糙使这一主题不能得到充分适当的体现,但从此,这种积极人世、为国立身请命的思想和气概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生主题之一。从陈家洛至袁承志、郭靖、张无忌、萧峰……,金庸的技巧不断地进步,思想更趋向深刻现实,但这一主题始终明朗清晰地屹立着。既便是在深刻进行历史、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压卷之作《鹿鼎记》中仍占一席之地。一生反清复明的陈近南被主子杀害,但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原则。金庸很动人地描写他的临终遗言,以韦小宝的悲伤抒发他深深的悲恸。金庸对这些为大众终劳一生的先辈们,是一直敬仰的。

什么“千手如来”、“奔雷手”、“武诸葛”之类,浓浓的飞檐走壁无兵版水浒传味道。人物塑造上也是一样,专门研究侠文化的曹正文就说陈家洛背后拖着宋江的辫子,一语中的。当然,出于首部作品的尝试性,《书剑恩仇录》里还夹杂着诸如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内》在内的各种元素的影子。这造成了小说内容与风格上的混沌,也给看腻了旧派武侠的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更给之后金庸拓宽自己的写作格局提供了个起点。

第二部的《碧血剑》继承了上一部一样的题材特征,同样是汉族人与外族人之间的抵制与对峙,但场面转移到乱世的明末元初,场面更宏大。主人公袁承志自发愤报国到灰心退隐,一生的经历总的来说过于顺利,个性缺乏力度,欲图体现其父袁崇焕的精神气度是不成功的。但他毕竟起到了一个视角的作用,使小说在主人公艺术形象单薄、人生主题漫无目的的不利条件下,对于历史有了明确的洞察和批判。小说中极力描写汉人集团----李自成集团或崇祯皇室内部的四分五裂,统治者自大狭隘的可鄙性格,又描写出异族集团强大的整体力量,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历史现实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主题政治思想,仅成为历史人物的客观局限、或个人英雄主义的某种表现方法。种族意识也不再支配小说的是非观念。今后的创作岁月中,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同思想变得越来越明确。

《碧血剑》则又有所不同,它知名度或者艺术水平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松散和人物个性不足。结构上的松散是主线不清所致,这也是因为金庸在此作中大胆采用了双线结构,这一创意才气纵横,但是难免厚此薄彼、混淆核心。人物形象更是许多金迷的槽点,袁承志常被当做最没个性的主角没有之一。(这里为张无忌喊个冤,个人认为小说里的无忌哥哥远远不止是个渣男加面瓜)。

金庸声称《碧血剑》实质性的主人公第一位是袁崇焕,第二位是金蛇郎君,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很吸引人。他就象《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因受到命运不公正的对待而进行残酷的报复。此人先为了报家门血海深仇而进行疯狂的报复,甚至随处玩弄不相干的女子,后因爱上了仇人的女儿而放弃复仇计划,却也因此反遭仇人暗算,但他对爱情至死不渝。死后仍能找到继承人完成遗愿,并维护自己的尊严。尽管他的主要故事仅占两个章回,且都由当事人回忆而得,但丰富的个性光辉远远盖过了其他人。为什么要这样投入地深刻描写一个杀人如麻、正邪兼杂的人?陈家洛以社会的功利观点压迫自己的生活需求,最终一无所获;金蛇郎君收发皆由心性,却体现出极大的干涉力。前后只相差一年,金庸的思想体会有了多大的变动?

据金庸基友倪匡说,金庸写《碧血剑》是为了写袁崇焕和夏雪宜,那么至少完成了百分之五十。袁督师的忠正还是太过平面,比起后期的乔帮主、靖哥哥太过单薄,可能因为确有其人,金庸又对他颇多敬爱,所以反而造成了敬而远之的后果。夏雪宜这个形象的成功,估计也是一次尝试性的胜利,有了这个战果,杨逍之类的形象估计金庸心里也就有底了。

像许多中国文人一样,金庸一方面努力坚持个人在社会中积极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出于敏感的艺术情趣,对浪漫与自由的个性充满了幻想和渴望。倘若使人性的发挥得到充分的自由,就必须去掉一切世俗的道义观念,甚至善恶之分也是一种束缚。当然这也产生极大的破坏力。金庸曾说过小说不是道德教科书,若不以道德来衡量,金蛇郎君就是明确的正面形象。他体现出一种叛逆性格强大的杀伤力和生命力,充满对命运的不屈的抗争和对激情的向往。袁崇焕与金蛇郎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同时成为从未出场的实质性第一第二主人公,完全说明由此时起,两种不同的人生愿望----积极于功利社会的价值追求同自由浪漫的天性需求的对峙。早期作品中显然是前者占了上风,但慢慢随着年岁的积累,二者之间此消彼长。

总而言之,影响力的差异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造诣和作者当时的经验、能力。有了这两次尝试,金庸才有信心继续以长篇形式连载受读者欢迎的武侠小说。金庸中后期结构更精巧、人物更鲜明的作品,也更有利于戏剧改编,也就更有利于推广,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

在《射雕英雄传》中,这两种人物同时被进一步加以渲染。首次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英雄人物,而其他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体现出最鲜明的个性。作者的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非但开创了以人生成长为主线的武侠小说风格,人物形象描写都突出重视个性的色彩与发展规律,比起以前两部要进步得多.郭靖看似继承了陈家洛、袁承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他的英雄主义明确是出于对正义和人道的捍卫,当他死守襄阳时想的主要是别让生灵遭到涂炭,而没有同岳飞一样"还我河山"的雄心。当他长大成人踏人中原后,也许被薰着了些种族意识,这也是历史人物的必然发展规律,但他仍尊拖雷为义兄,尊成吉思汗为大汗。不象袁承志,虽已体会到皇太极有汉人不及的仁义与才能却仍要刺杀他。人道的东西从此时起正式影响金庸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抉择。

回答:

郭靖与黄蓉的成熟形象还出现在续集《神雕侠侣》中。这两人性格互补,搭配得很有趣。黄蓉的任性甚至自私被发展到自作聪明的狭隘中,她处处提防杨过怕养虎贻患,而郭靖有所谓"外愚内慧",关键处总比黄蓉高上一层。这又体现出金庸对世人的一种看法:自做聪明的人总是反被聪明误;而看似愚钝的人因为天性纯朴,往往无往不利,至少绝不会象陈家洛那样背缚沉重煎熬的人生。想来这就是金庸将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再降低的原因。知识虽是启蒙开化之物,但所知越多,犹其所谓道义礼教对精神灵魂的束缚也越大。主人公们不识字,没有了正统文化对精神的束缚,在处世时就往往随遇而安,个性更有发挥的余地。这同金蛇郎君夏雪宜不分善恶的行径用意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当然此种观点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鲁迅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批判过"人生罪恶识字始"的论调。文明的创始意义不能因为它的副作用而完全抹杀。金庸也只在主人公视觉中体现这一迷惘。他只是意图对这一人类的歧途现象进行反讽。就象萨特有无数崇拜者,《等待戈多》一直盛演不衰,但自杀的虚无主义者毕竟不多一样。这一思想一直固执地延伸到后期的杰作《侠客行》中,反讽的意味被发挥得如水银泻地,奥妙无穷。用后来金庸发现的佛教用语来说,这就是人认识过程中的"所知障"。当然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们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也是基于写实。本来就是舞刀弄枪的武人,没机会和兴趣念那么多的书。

因为《碧血剑》和《书剑恩仇录》远远没有《天龙八部》好看。

澳门新葡亰,《射雕英雄传》后几章中,郭靖开始思考起人道主义的问题。他见宋元连年交兵,生灵涂炭,很为自己在西征时的杀人行为自怨自责,甚至宁挨打也不还手,梁子翁咬住他喉管时他才本能动手自卫。小说末尾他与成吉思汗论及古今英雄之事,指责成吉思汗使不知多少妇孺哭干了泪,不知多少白骨积成了山。可惜描写这一思想过程时缺乏力度,又后事未果,大概国难当前,抗敌为先,守护襄阳百姓要紧,也就来不及考虑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了,读者也就处之淡然。单纯以人道主义的观念来看,所有的战争都无任何正义可言,残杀流血是人类的可耻表现。不管各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打何种旗号,受害者终是黎民百姓,但是这样单纯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功利的政治社会是行不通的。比如大作家沈从文在内战时撰文指责内战双方,呼吁停战,他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郭靖以后数年,另一人物萧峰出现,他捡起郭靖遗留下的问题,苦苦思索,沉浸于深深的悲悯中;萧峰的结局是极悲壮的,也主要是这一思想使他的人格跳出单纯的忠君姿态,上升到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高度。

金庸也诚然是才华横溢,但他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这一点从他的十五部书里尽可以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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